-
<正>本组演讲稿以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自贸区试验为大背景,从多角度探讨人民币贸易结算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其中:余永定的演讲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关系有很好的界定和解释,并且特别强调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具体进程在时序上存在的错位及其后果。另一方面,作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曾经担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这种经历使他对中国央行的政策有更多和更深刻的了解,有助于他对人民币国际化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深中肯綮。
2014年03期 v.22;No.97 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K] - 余永定;
<正>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国际化货币。国际化货币就是可以在境外发挥货币基本职能的国别货币,如美元、欧元等(这里不谈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的基本职能有三个:一是价值尺度、计价单位,或所谓的"合同货币"(invoicing currency)。订合同的时候以哪种货币作为计价单位?这个职能我们在讨论国际化货币问题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这是国际化货币的最基本职能。二是结算手段。这个职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多谈。三是价值储存。如果有朝一日,人们持有人民币,就是为了价值储存,正如
2014年03期 v.22;No.97 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K] - 孙立坚;
<正>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尤其最近要注意发达国家非传统的数量宽松政策对汇率的影响我最近一直在谈预期管理的问题。美国这次非传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引导市场的预期走向合理的水平。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必须也要学会和市场沟通,要和市场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让市场相信央行的货币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努力会产生一个好的"均衡效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现出很大问题,虽然美联储的努力很好地缓解了当时可能会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今天依然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
2014年03期 v.22;No.97 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6K] - 潘英丽;
<正>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人们经常谈起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前提条件。其实,国际金融领域的权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的是货币的自由使用。自由兑换这个概念,起源于信用货币的诞生,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货币自由兑换具有不同的含义。当时的货币自由兑换是指银行券或国家信用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这种信用货币的流通很大程度上必须有实打实的黄金支持,也就是信用货币必须有与黄金自由兑换的制度安排,这样纸币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2014年03期 v.22;No.97 10-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4K] - 丁剑平;
<正>同样的人民币,但境外的利率是3%,而我们现在银行的影子汇率是6%,所以海外的"热钱"要进来,是单向的回流。并且我们已经讲上海自贸区有一些离岸业务,其目的是利用自贸区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我们现在的规定是自贸区流入的人民币不能无条件地兑换成美元,除非是自由贸易账户;企业可以通过自贸区融资。虽然对条件的"监管任务"已经下放到银行柜台,银行凭借"了解你的客户"来审视客户的实际交易动机。再通过备案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管。看看东京离岸市场。随着日元汇率和利率的变动,日美的基本利差收窄了。非居民持有日
2014年03期 v.22;No.97 12-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K] - 黄韬;
<正>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决策者的定位很清楚,即并非创设一个政策洼地,而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局性改革方案和路径。这必然会引发中国法律体系新一轮的"变法"。回顾过往三十余年,我国法律体系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地位被确认之后;第三次大的法律制度变革发生在21世纪初期,由中国入世引发。我们可以期待自贸区试验将引领我国法律体系的第四次大规模变革。然而,我国立法体制却存在着一个非常核心、难以解决的矛盾。自贸区试验其实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改革探索即先在平方公里的局部进行试点若能见效则再推广开来但中
2014年03期 v.22;No.97 14-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K]
- 陈尧;周琳琰;
宋鲁郑先生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为人类开拓更优秀的制度文明"一文。宋先生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批判,指出西方政策受制于选民和西方政治受制于财团,并日益面临着种族与宗教的挑战,断言西方民主已经陷入了重重危机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国制度文明必将取代西方制度文明。宋先生不仅反对西方民主,也反对普遍的人民民主,否认中国已经建立了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然而,自近代以来,民主已经成为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民主是基于人的主体发展的表达方式,是人类平等地追求个体解放、获得人性全面发展的需要。只有正确认识民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塑造以人民民主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制度文明,才能真正为人类社会贡献更优秀的制度文明。
2014年03期 v.22;No.97 31-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 陈慧荣;
为什么上访人会从正常上访转向"非正常上访"(如缠访、闹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告洋状"和参与群体性事件)?为什么旨在化解矛盾的信访体系反而促使了上访策略升级?基于对S市的案例研究,本文认为,从外部看,信访体系嵌入了一个更强势的维稳权力架构中,信访制度发生了变异,沦为维稳工具;信访部门很难取得职能部门合作,影响了争议解决。从内部看,信访体系对上访人进行分类并采取不同处理措施,办理、回复和跟踪督办不力,信访接待缺乏责任制,领导接访腐蚀了制度公信力。权力结构与组织运作解释了初次上访和重复上访接待质量低下的问题。失望的、富有经验的上访人学会利用"压力型"维稳体制制造的政治机会结构,采取"非正常上访"来达到目的。
2014年03期 v.22;No.97 42-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K] - 李耀锋;
将非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渗透到制度化的公共政策中去,是当前世界各国道德治理的一种路径选择。坚持公共政策合理的价值导向是实现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手段。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引,通过住房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和赡养父母法令等,激励或约束社会成员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公民践行社会道德,并能够使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在代际之间传递,形成较好的社会道德治理环境。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治理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具有积极的启示。
2014年03期 v.22;No.97 5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