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锡喜;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深化对邓小平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有助于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其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从而为改革开放作更有力辩护,并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核心思想资源。邓小平强调以生产力标准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改革开放决策;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区分了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确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性质;探索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表现,深化了全面改革思想。今天,改革开放再出发,需要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及时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体角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2019年01期 v.27;No.125 5-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K] - 冯刚;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教书育人大致经历了由宣传部门、人事部门、教师综合管理部门主导的三个阶段,反映出思想倡导、职业要求和协同性要求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管理特点。在积极推进高校教书育人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目标,将教书育人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密切反映时代特征,不断丰富和深化高校教书育人的科学内涵,注意激发教师主体积极性,结合专业特点推进教书育人等。新时代,高校教书育人必须有新的发展和作为,其核心要求是把握高校教书育人的时代特征、价值导向和发展动力,推动该项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2019年01期 v.27;No.125 13-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K] - 姜建清;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果断决策和全力推动,得益于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得益于金融创新和开放的持续推进,得益于金融市场化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近些年来,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业发展呈现新的态势,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面向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严守合规底线,严控金融风险。
2019年01期 v.27;No.125 2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K] - 钱继磊;
过去40年中国法理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然面临严重挑战,对中国法理学进行深刻反思必要且迫切。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年会主题是一个重要样本,由此切入对中国法理学过去40年关注和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回顾和剖析,通过主要研究领域状况审视中国法理学界自我反思与批判意识的不足。要追问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首先要回到法理学的理论元点,通过对其阐释和讨论,开启中国法理学学科可能的论辩路径,使思考这一问题更有理论和学科意义。
2019年01期 v.27;No.125 27-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K]
- 周铭川;
对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时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既要考虑自动驾驶的水平分级,又要在准确理解传统刑法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在当前弱人工智能背景下,不应认为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对驾驶员和使用者能否构成犯罪,应着重分析其对肇事结果有无过失,即便在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场合,留在车上的驾驶员和使用者仍有可能构成犯罪。虽然自动驾驶汽车的整车、零部件或程序的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可能因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而承担产品责任或刑事责任,但由于他们对具体的驾驶违章行为所致具体肇事结果不可能预见和避免,无法对具体肇事结果产生注意义务,因而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2019年01期 v.27;No.125 36-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 胡元聪;李明康;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革新了现有的人车关系和交通行业规则。许多国家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都趋于成熟,陆续进入路面测试阶段。在技术难关被逐步攻克的同时,其给法律制度却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将改变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的诸多具体规范。因此,面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诸多挑战,必须完善通行主体规范、执法规范、事故处理规范和违法处理规范,从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变革以进行积极应对。
2019年01期 v.27;No.125 44-53+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K] - 赵艳红;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进行将人工智能用于刑事证据判断的尝试,但人工智能在证明标准判断方面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这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证明标准判断难以完全设计为计算机可以理解和执行的算法;人工智能无法通过人工输入或机器学习而具备判断证明标准所需的人类经验;人工智能所采取的推理方法与司法实践中证据推理所需要的推理方法并不相同;在技术上无法实现人工智能对证据判断所需要的人类非逻辑思维的模拟;人工智能无法进行真正的证据说理。但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的部分领域,人工智能依然能够发挥有效的辅助作用。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作用应定位为一种有限性、辅助性的手段。
2019年01期 v.27;No.125 54-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K]
- 李文林;
吴文俊院士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其影响深远的中国数学史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数学史遗产。吴文俊在数学史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吴文俊数学机械化的创立是古为今用、自主创新的典范;作为首位明确提出与希腊演绎式数学相并行的另一条数学发展主流的学者,吴文俊开启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阶段;吴文俊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基金是激励青年学者研究中外数学天文交流史、探明现代数学多元文化来源的卓有远见的科学文化举措。结尾部分以论辩的形式进一步阐明了吴文俊数学史观的历史功绩。
2019年01期 v.27;No.125 63-70+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K] - 纪志刚;
本文以东西方数学交流的研究历史为切入视角,着重阐述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的创立与影响,指出吴文俊"丝路精神"理论精髓在于"知识交流与文化融合",实践途径则是"原典分析与语言学习"。基于对梵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等古代数学经典文献的深入解读,古代中国、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纪欧洲数学知识相互交流与传播的研究获得了新进展,这是吴文俊"丝路精神"指导下中外数学交流史研究的新成果,进而揭示正是不同文明之间数学知识的"交流与互鉴"推进东西方数学文化的不断进步。
2019年01期 v.27;No.125 71-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K] - 徐泽林;
吴文俊认为中算的特点是构造性、机械化,几何是以解方程为中心的代数化几何,因拥有完善的实数系和优越的无穷小算法思想,与古希腊公理化数学相比,对于促进近代数学的发展更能发挥作用。文章以汉字文化圈整体视域审视吴文俊的学术观点,论述作为另类形态的近代数学——和算,在代数学、代数化几何和微积分方面所取得的与西方近代数学相媲美的成就,分析这些成就与中算(特别是宋元数学)传统的关系,并通过和算中一些程序性较强的"术"来进一步说明东方数学的构造性与算法化。文章认为,在宋元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算,充分、有力地诠释了吴文俊对中算的认识,至于历史上中算是否真实地影响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则是需要实证的历史问题,较"李约瑟难题"而言,吴文俊的中算史观对于研究中国科学史更具有指导意义。
2019年01期 v.27;No.125 82-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7K]
- 叶舒宪;
20世纪以来的跨学科研究催生出不少与文化人类学相交叉的新学科。与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在欧美各国的蓬勃发展情况相比,文学人类学只是在中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文学人类学的诞生以两个学科的学术转向为基础,一是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文化转向");二是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人文转向")。在知识全球化与本土文化自觉的学术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人类学一派提出结束没有自己理论和方法论的被动局面,尝试建构以文化文本及其符号编码原理为核心,以文史哲和宗教不分的"神话历史"为认识目标,以四重证据法为方法论的一个理论体系。并希望按照这个理论系统去解说华夏文明发生的特殊性,通过对非实在的、看不见的文化文本的整体认识,重建出让看得见的文学文本得以构成的文化编码和再编码规则。
2019年01期 v.27;No.125 96-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 唐启翠;
玉圭在中国礼制话语建构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参与礼制话语建构的呢?考古发现的实物、图像与文献记载遥相呼应,提供了解答的可能。文章以出土玉圭实物、文字构型、图像与文献记载间性互证,以禹赐玄圭、赤乌衔圭等"圭命"神话叙事与执圭以告等礼仪叙事为重点,从5300年前的凌家滩古国手执斧钺、石戈与元龟衔符(八圭纹玉版)一直到明清君臣所执玉圭与笏,呈现了玉圭形制的源与流,梳理了历代统治阶层极为重视这一礼器的来龙去脉和礼制话语建构背后的王权神授信仰,重现中国文化独有的圣物所讲述的中国礼制文明故事。
2019年01期 v.27;No.125 104-114+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97K] - 高源;
《红楼梦》芬兰文译本(Punaisen Huoneen Uni)的发现为当前海外红楼版本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对了解红学在北欧的译介和传播具有开拓性意义。虽然红楼译本迄今已有20多种语言和近百种版本,然而《红楼梦》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情况却鲜有传述。不同于以往库恩德译本或相关印欧语系的转译本,芬兰译文(系"乌拉尔语系"或"芬兰-乌拉尔语系")用词在细节上更贴近中文表述。虽译自德国库恩本,但芬兰译者帕塔宁(Jorma Partanen)与导论作者聂米宁(Pertti Nieminen)力求用朴实凝练的语言传达《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与哲学史上的地位,其视角更加契合芬兰读者的心理和思维习惯。因此,"芬兰处境化"(Finnish contextualization)构成该译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和翻译原则。本文旨于介绍《红楼梦》在芬兰的译介与传播概况,围绕芬兰译本的译者、导论作者、内在结构、语言特质及翻译原则等方面展开系统分析,进而探讨芬兰译本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北欧"红学研究互动的现实意义。
2019年01期 v.27;No.125 115-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K]